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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给失地农民抓好可信的以后,尊重农民的土地权

浏览次数:136 时间:2019-05-16

摘要:对失地农民的政府责任,体现在对土地的“功能性替代”,也体现在对农民“失地”必要性的慎重考量 “三成失地农民就业难”,湖南省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湖南城镇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就业难、补偿低、社保不健全等成为城镇化过程中困扰失地农民...

土地承载着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但随着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大批农民失去了土地,再加上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不少失地农民面临着“务农无地、上班无岗、创业无钱、保障无依”的生存困境,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如何解决好失地农民问题已成为当前党和政府面临的紧迫难题和重大课题。借今年全市“大走访”活动之机,衡阳市委讲师团采取问卷调查、集体座谈和逐户走访等形式,对衡南县新塘埠村、白沙洲工业园、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地的失地农民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并到衡阳市国土局、人社局和信访局等各有关部门查阅相关数据。在此基础上,着眼全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大局,对解决失地农民难题的对策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了一些新思路、新观点、新措施,希望能为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提供有益参考。

记者:您是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您认为当前农村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对失地农民的政府责任,体现在对土地的“功能性替代”,也体现在对农民“失地”必要性的慎重考量

一、当前衡阳市失地农民的基本现状及面临的主要困难

韩俊:最近几年,由于中央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由农民负担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得到缓解或者基本消除了。现在农村最尖锐的矛盾主要跟土地问题有关,60%的农民上访是因为土地问题。土地问题集中体现在大量征地造成农民失地,它已成为当前农村经济中不容回避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几乎所有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郊区,都存在征地造成农民失地、失业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2003年做过失地农民现状问题调查,我们也在经济发达地区及西部地区做了些案例调查。令人吃惊的是,在发达地区的一个县,县城人口中失地农民已占了28%;西部一个30多万人口的县,几年时间就有3万多农民失去土地。

  “三成失地农民就业难”,湖南省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湖南城镇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就业难、补偿低、社保不健全等成为城镇化过程中困扰失地农民的突出问题。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大国,而土地是农业之根基、农民之根本,是农村多功能社会保障的载体。失去土地的农民,路在何方?

据调查,2006年至2012年,衡阳市共征用耕地47550亩,多为郊区土地,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仅0.55亩,保守估算,仅2006年至2012年衡阳市失地农民超8万,加上2006年以前的失地农民,衡阳市失地农民总数达10万以上。调查发现,失地农民基本现状主要表现为:“一个增加、两个下降”。即:生活支出明显增加。从调查统计结果看,农民失地后生活支出大大增加。失地前,农民的粮、油、蔬菜等主要生活物资基本自给自足,一个农民全年的基本生活费用约1700元,失地后达3300元以上,是失地前近2倍。家庭收入明显下降。土地征用后,农户种养业收入急速下降,而以前在家种地的“主力军”—老年农民由于年龄大和文化程度低等原因,只能赋闲在家或就近打零工,其收入根本不足以抵消种养业收入的下降,导致总收入明显下降。据调查,自1998年以来,全市收入明显减少的失地农民约占总数的55%。对征地前后收入比较,征地后农户经济收入年平均下降幅度为19.8%,下降幅度大的高达41.3%。生活水平明显下降。据调查,大多数失地农民,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平时不敢花钱,所有生活必需品都挑最便宜的买,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很多失地农民动用有限的征地拆迁补偿费维持生活,也只能勉强支撑3至5年,时间一长,势必坐吃山空,温饱都将难以保证。综合分析调查情况,当前衡阳市失地农民面临的主要困难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记者:在相关数据中,您认为哪些数据最值得关注?

  所谓失地农民,主要是指我国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因建设征用、占用农用地而失去土地合法经营权的特殊农民群体。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当前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中根本性的社会难题。在现有体制与政策背景下,农民失地不只是失去土地本身,还可能包括其他一系列权益。比如在有的地方,一些缺资金、无技能的农民群体失去土地后,很容易陷入投资无门、打工无路、种田无地的困境。从某种程度上说,很多地方的农民失地就等于失业,湖南省统计局的调查就表明了这一点。

就业创业难

韩俊:第一个数据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用土地转为非农用地,全国每年至少有300万农民成为失地农民。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在征用土地的过程中,土地征用、转让补偿款不到位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有些农民即使得到经济补偿,甚至一夜暴富,但往往因缺乏引导而“坐吃山空”,在盲目投资、过度挥霍之后,再次回到失地贫困的“原点”。从这个角度来看,补偿款对于失地农民固然必需和重要,而更关键的还有对失去土地的“功能性替代”——在给予合理货币补偿的同时,积极实施农民就业培训、拓宽农民就业门路、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确保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不下降、长远生计有保障。换言之,政府不仅要“授之以鱼”,也要“授之以渔”。

失地对农民而言就等于失业,就业创业是失地农民直面的最紧迫难题。据调查了解,衡阳市失地农民就业创业难主要体现为“两低一高”。即:就业率过低。新塘埠村530名劳动年龄段内的失地农民,目前处于半失业和完全失业状态的有321人,失业率超60%;白沙洲工业园有65%左右的失地农民没有找到比较稳定工作。创业成功率低。部分失地农民想创业,但成功的很少。据调查,白沙洲工业园失地农民自主创业率只有10%左右,成功率不到5%。在调查中了解到,新塘埠村有几个青年农民想搞苗圃园艺,由于缺乏资金、技术、信息等各种原因,困难重重,只好作罢;还有几个青年农民得知家乡搞开发,有大型工程项目在建,特从外地赶回,买来几台运输车,组建了运输车队,希望能从工地上找些活干,但由于项目承包给大型建筑公司,有专业的运输车队,他们只好解散车队,各自找零活干。二次失业比例高。现代企业需要有一定知识技能和纪律观念强的工人,而多数农民与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技能的要求格格不入,面临第二次失业的高风险。据调查,白沙洲工业园曾招收过不少当地失地农民,后来80%左右的人都被辞退了。

第二个数据是,现在累计的失地农民可能已达4000万—5000万,已成为很庞大的社会群体,其中完全失去土地、没有工作的农民至少在1000万人以上,占失地农民的20%。

beplay手机版app下载,  对失地农民的政府责任,一方面体现在对土地的“功能性替代”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农民“失地”必要性的慎重考量。从实践来看,大量农地征用纯属人为所致,许多农民完全可以不失去土地。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土地财政收入的利益驱使,不顾存量土地粗放利用,却热衷于征地、卖地,以地生财;一些大城市一味追求国际化、“摊大饼”,甚至一些中小城市、小县城也搞攀比,扩城区、建园区,设施建设大手笔,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做大了用地规模。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在城镇化进程中建设占用耕地不可避免,但政府不应人为助推失地,而应重视防止盲目建设造成群体性失地进而失业。

养老保障难

第三个数据是,尽管有些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农民失地后得到的补偿也比较高,但有关调查显示,46%的失地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下降,部分失地农民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钱”的群体,由此引发诸多社会矛盾。

  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格局的快速演变,失地农民问题正在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特别是一些平原农区,人多地少,城区扩展直接带来“城进田退”,在此过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保障问题尤其值得关注。而近些年来随着企业型乡村的兴起,不少企业利用村庄整治与新农村建设的商机,与村集体联合开发农村土地,农民得到了一定的土地增值收益,但农村的发展、农民的命运全靠企业经营,因而注定要经受更多、更大的风险考验。面对种种新趋势新挑战,如何改变一些地方牺牲失地农民权益来维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局面,如何给失地农民坚实可靠的未来,值得深思。 (来源:《人民日报》)

农民一旦失去了土地,养老保障就成了最大的后顾之忧。目前衡阳市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难主要体现为“一高两低”:即:缴费基数高。08年出台的《衡阳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实施意见》第四条规定,参加养老生活保障,按政府补贴50%,集体出资30%,个人出资20%,但从调查得知,由于多数农村集体没有足够的资金,集体出资部分实际上还是由农民自己负担。2009年至2012年,个人一次性缴费达3.8万元,而按2013年新标准,个人一次性缴费达5万元。目前,每个农民获得的征地补偿一般在1-1.5万元之间,根本不足以支付养老生活保障费用。参保率过低。从人社局调查获知,2008年之前,衡阳市被征地农民基本没有参保,2008年出台《意见》,对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实行两种办法:即建立养老生活保障制度和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累计参保31322人,其中参加养老生活保障9827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21495人,两项之和仅占总数的30%,远没有达到全覆盖。参保积极性低。失地农民受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比较注重眼前既得利益,对社保政策尚存疑虑,对于几十年以后能否领到养老金持怀疑态度,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农民认为养老问题离自己还很遥远,看不到长远利益,对参保关心程度低,积极性不高。

第四个数据是,在一个经济很发达的省份,1998年以来,征用农民一亩地补偿9800元,只相当于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确实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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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安置难

记者:目前失地农民问题已成为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形成的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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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安置事关失地农民重大切身利益,更是政府急需解决的难题。当前居住安置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安置滞后。按照政策规定,应该是先安置后拆迁,据调查情况显示,衡阳市安置房建设一般都要滞后3年左右,有的甚至长达7年左右。城区整体安置率仅50%,“两园一区”安置率相对较好,达到60%。云集镇新塘埠村的林角、新市两个组安置相对较快,2011年完成拆迁,拆迁前与政府签订合同,合同规定在2012年底政府负责把安置房的基础设施建好,实现“四通一平”(通水、电、气、路和平整地基),然后由农民筹资建房,但由于政府资金不够,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近一年,导致安置房建设也推迟近一年。各地由于安置滞后,而房屋造价逐年上涨,给农民造成很大的隐性损失。二是无钱建房。据调查,当前新塘埠村拆迁补偿按房屋质量划分两个补偿等级,不同等级房屋每平方米补偿分别为390元、420元,拆迁补偿户均不到10万元,即使加上征用农地补偿费,户均也只有15万元左右。而该村统一实行门面安置,每个人给25平方米建安置门面,每个门面60平方米,两个人一个门面(一个门面还需要花钱买政府的10平方米地),一共建七层,上面建六层为住房,按每户4人计算,户均两个门面建成需要34万元,征地补偿费远不够农民建安置房支出。三是产权缺失。按现行政策规定,农民的安置房不符合商品房办证条件,不能办理国土使用证和房产证,或只能办理房产证,导致失地农民的安置房成为小产权房或无产权,不能像商品房一样有效进入交易环节,使得失地农民的安置房大为贬值。据从国土资源局调查获知,失地农民安置房70%左右房屋为小产权房。

韩俊:在工业化过程中,尤其是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农业土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目前我国的农民失地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土地农转非速度太快,土地征占规模过大,失地农民群体越来越多;二是对失地农民补偿太低,不足以解决他们的长远生计;三是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再就业困难。

二、当前失地农民难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问题形成的核心原因是我们的征地制度还存在缺陷,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农民失地的背后是利益分配问题,土地农转非的增值收益向城市、向工业、向开发商倾斜,农民得到的太少。中央已经提出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方针,但在土地问题上,现实正相反,如有些地方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再低价出让给企业,这是以农补工,不是以工补农。这几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好,城市越来越漂亮,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土地收益,靠“吃地皮”。

土地管理体制顶层设计不合理

记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民及其家庭的生存、生产、生活提供了一种制度保障,目前我国在对失地农民的制度保障方面进行了哪些有益探索?

失地农民难题产生的根源埋藏在最初的“顶层设计”中。一是土地市场高度垄断,农民所得征地补偿过低。1986年6月公布的《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建设城镇所需的农村建设用地必须先由国家征收然后才能使用。第47条则明确,征收农民土地补偿的上限总和不得超过土地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这两个条款确立了近30年中国城镇化的游戏规则:地从农民那里征,钱从卖地中来;土地一级市场只有政府一个卖家,且这位卖家进货价“不能超过年平均收成的30倍”,这就形成了完全垄断的土地市场,价格低得没商量。虽然要求提高征地补偿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原本可能在201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删除了关于“30倍补偿上限”规定,以公平补偿原则替代之,最后却没能进入表决程序,“胎死腹中”。据衡阳市国土资源局网上公布的数据,2009年至2012年从农民手中征地价格为23843-53318元/亩,而同期土地市场商住用地均价约103万/亩、工业用地均价约24万/亩。可见,征地与拍卖价格相关悬殊,最后到农民手中更少。二是农村土地权属不明晰,土地收益享有主体错位。2003年3月实施的《土地承包法》从法律的角度规定了农民在承包期内,拥有承包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收益处置权和使用权的转让权,然而现行法律又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在土地征用中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转移,但失地农民作为集体成员之一,他们对承包土地的决策、处分、收益权是不明确的,事实上形成产权模糊,导致土地收益特别是土地的潜在增值收益分配不明确,这造成在土地收益实际分配中,享有主体错位,农民从土地收益中得到的太少,土地的潜在收益就沾不上边。由于这些不合理的顶层设计,最终结果导致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征地,按市场土地高价出售,几乎获得了土地收益全部,而农民仅仅获得低廉的补偿费。

韩俊:农民失去土地后,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成为一个边缘群体。他们既不享有土地的保障,也不享有城市居民那样的社会保障,处于社会保障的真空地带。失地农民由于在就业、收入等方面的不稳定性,依托家庭保障模式越来越受到冲击。许多家庭靠征地补偿款来维持生计,过几年补偿款“吃”完了,生活也就没有保障了。

单一性货币补偿安置方式不科学

近年来,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在解决失地农民生活保障问题方面进行了探索。浙江省是在全国率先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地区,其基本做法可归纳为三类:一是生活保障型。保障水平定位在最低生活保障与基本养老保险之间,分档确定缴费标准和待遇标准,保障资金由个人、所在村和政府分担。二是社会保险型。将被征地后需要安置人员所需的社保安置费用一次性划转劳动社保部门,统一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三是社会保险与生活保障结合型。退休年龄段实行基本生活保障;劳动年龄段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未到劳动年龄段一次性发给征地安置补助费。

当前我国对失地农民主要采取单一性货币补偿安置、就业安置、留地安置、社保安置等四种安置方式,但由于单一性货币安置简单易行、便于操作,各级地方政府乐用此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失地农民的问题,大部分农民,从眼前利益出发也愿意接受货币安置。但从长远看,这种安置方式很不科学,对国家和农民都存在着许多不利影响。一是不能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民失地就相当于工人失业,虽然农民获得了征地安置补助费,但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后顾之忧太多,而工人参加了社会统筹保险,其后顾之忧比农民小得多。单一性货币安置,即使钱补偿再多,也没有帮助失地农民解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的社会保障需求,不能给他们一个稳定无忧晚年的生活。二是不适应大多数农民的素质现状。大多数农民对补偿金的使用不能合理规划,使之失去了增值能力。一般都是直接将补偿金转为消费资金,用于享受,只有少部分考虑投资创业。据对白沙洲失地农民调查,有近60%以上拿到补偿金后,第一件事就是买车,而不是考虑用于去投资,基本上都动用补偿金用来进行娱乐性消费,征地仅2-3年时间,70%的征地补偿款已经用于建房或购房、买车、医病、生活消费等,用于投资发展的不到10%。甚至还有近5%的人把补偿金用来进行赌博、吸毒等,很快挥霍光,据调查有一人把征地拆迁补偿的169万元在不到一个月内全部赌光,还倒欠50万元,一夜暴富也一夜赤贫。

尽管各地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总的来讲,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覆盖面仍很窄,水平也比较低,失地农民在医疗、养老等方面的保障与城市居民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还有后顾之忧,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社会保障制度和相关政策不健全

记者:目前失地农民的哪些问题亟待解决?应如何着手解决?

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尚未完全打破,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还没有实现对农民的全覆盖,即使是需要照顾的特殊群体—失地农民也是如此。一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失地农民多数人仍然是农村户口,目前在城镇居民中已经基本建立了的失业、医疗、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覆盖到所有的失地农民。如按现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衡阳市城镇居民享受低保标准只有8%,而失地农民中最急需享受低保的人数大大超出这个比例。据从白沙洲工业园调查了解,对于在40岁、50岁左右,年龄相对较大的这部分失地农民,缺乏非农技术、文化程度低,找不到工作,这部分人约占失地农民总数的25%,又不到领取养老保障金的年龄,也没纳入低保范围,生活比较困难。如果要实现这部分人低保全覆盖,需要政府政策对失地农民倾斜,要制定失地农民专项低保政策。二是失地农民就业政策不健全。目前失地农民的就业尚未纳入我国现行的就业政策体系,没有从制度层面进行设计,形成制度框架。在宏观政策层面,国家强调扩大就业和再就业,但是,主要是针对城镇居民和城市下岗人员。从具体的政府就业服务机构来看,面对的是城镇居民,局限于城镇范围。所以,失地农民几乎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就业待遇。即使一些地方制定的有关失地农民的政策多为过渡性、单一性措施,针对性、操作性不强,效果不明显,大多流于形式。专门扶持失地农民创业的政策还寥寥无几。由于缺乏政策的扶持,失地农民自主创业十分艰难。

韩俊:现在有关部门比较关注的是适当提高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适当增强征地过程的透明性,这是必要的,但还不是治本的措施。治本的措施应该是:第一,改革征地制度。真正区分不同类型的土地征用,缩小征地范围,允许农民的集体土地在符合国家土地总体利用规划的情况下,平等地进入市场流转。第二,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由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的过程应是一个平等的财产权利的交易过程。要尽快制定土地征用的专门法律法规,增强对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第三,建立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机制。失业是失地农民面临的最大问题。农民失去土地后,客观上需要从农业转向其他行业。上世纪90年代以后,各地普遍采取征地时一次性支付补偿金,让被征地农民自谋职业。但由于失地农民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偏低,在就业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自谋职业困难。因此,政府除合理予以货币补偿外,还应考虑失地农民的长远利益,在劳动就业方面给予必要的指导,组织劳务输出,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各级政府可拿出一部分土地出让金,专门用于失地农民的定期再就业培训。第四,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尤其是医疗和养老保险。现在不是钱的问题,土地增值收益那么高,从土地出让收益、增值收益中拿出一部分钱来,完全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人民日报》(2005年12月09日第十六版)

多数失地农民自身素质不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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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民的思想局限性,他们也不会放弃眼前既得利益而去追求目前还看不见的东西,失地农民自身素质不过关是影响其就业的关键原因。一是就业观念偏差。据调查了解,由于家里征地拆迁补偿经费来得太容易,部分失地农民就业观不正确,对劳动报酬的要求也比较高,许多农民一个月1000多元的活不愿意干,不愿意从事苦、脏、累的工种,对一些保洁、保姆之类的工作他们又不愿做,这就使失地农民就业之路变得狭窄。二是文化程度不高。目前尚未就业的失地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大多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接受调查的320个人中,小学文化以下112人,占35%;初中文化183人,占57%;高中文化以上25人约占8%。三是缺乏非农技能。大多数失地农民缺乏非农技能,只适合从事简单重复工种,就业受限制。而劳动力市场正逐步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能型转变,急需技术性人才。可见失地农民难以适应现代工业化进程中的用工需求,就业空间日益萎缩。据对新塘埠村失地农民务工情况调查结果显示,92%的人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只有8%的人从事技术性工作。四是纪律观念淡薄。工厂企业对纪律要求严格,而农民作风自由散漫,纪律观念淡薄,多数农民不能很好地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不能按时上下班,最后被辞退。据白沙洲工业园管委会反映,建园初期,也推荐大批失地农民进园区企业打工,但最后有60%以上的失地农民是因为没有遵守好企业的规章制度而被淘汰。

三、解决失地农民难题的对策思考

今年3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回答关于“担心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会有很多农民失去土地,进而形成一城市贫民阶层”的提问时强调指出:“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不能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棚户连片…,要保护好农民利益”。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强调,新型城镇化不再只是上项目,搞建设,其核心是让低收入农民进城,而不是有钱人进城;是让自愿上楼的农民上楼,而不是农民被迫上楼。这表明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首当其冲解决的问题。我们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李克强总理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讲话精神,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原则,不但要“化地”,提高城镇化率;更要“化人”,使失地农民转变为市民,要帮助他们解决安居、养老、就业、教育、医疗等系列问题,使其实现“工作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的城里人梦想。

建立科学的征地补偿安置机制,确保失地农民长期受益

一是建立动态的补偿标准调整机制。2010年7月,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建立征地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机制。2012年10月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征地补偿标准普遍提高20%—30%,可见提高征地标准已成不可逆转趋势。应以衡阳市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建立征地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合理确定补偿标准。即使按1986年《土地管理法》规定的30倍上限标准,再提高20-30%计算:现衡阳市一亩水田,如种一季稻,纯收入600元,种双季稻达1000元,再种油料作物,每亩纯收入800元。据调查,一般都是单季稻 油菜籽或双季水稻 油菜籽,城郊菜农土地经济效益更高。照此计算,衡阳市每亩赔偿到农民手中价应该为5万—7万元之间,而衡阳市的2013年补偿标准为3.3-6.4万元,还有提高的空间。二是建立长期的土地收益分享机制。实行土地股份制经营模式。将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允许农民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出租的方式参与土地的开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对工业园区建设和其他经营性项目被征土地,可采用土地折价全部或部分入股、租赁的方式,定额收取红利或租金,使失地农民可以定期分得红利或租费,让农民“失地不失权”、“失地不失利”,永久享有的土地收益和潜在增值收益权。实行补偿金股份经营模式。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把土地补偿金留在村集体作为开发建设资金,通过村民入股、合作开发等形式用于发展农村集体企业或建设标准厂房向外出租,让“死”钱变“活”,“小”钱变“大”,实现土地补偿金的多次增值,让失地农民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三是建立硬性的留地安置补偿机制。划出一定数量的建设用地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规划开发经营,培育壮大集体经济企业,增加失地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和股本红利,吸纳失地农民就业,或把适量的土地直接分给失地农民,作为“商用 住宅”“二位一体”的用地,底层建门面,上面可建多层公寓,除用于自己居住外,门面和剩余房子用来出租,可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从调查中了解到,衡南县云集镇就实行留地安置办法:人均留地25平方米,2个人一个门面,一共七层,底层门面,上面住宅,农民一家建2个门面现造价34万,售价约80余万,可获得直接经济效益50万左右,且具有潜在升值效益和长期收益价值。各地均可结合实际,推行该做法,并制定出台《留地安置实施办法》,形成硬性的留地安置补偿机制。

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机制,确保失地农民无后顾之忧

政府要针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需求,建立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机制,实现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三个“全覆盖”。即:一是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全覆盖制度。要提高政府对失地农民的养老补贴标准,减少个人缴费比例,让所有失地农民交得起养老保险。如湘潭市九华工业园,每个失地农民只需要拿出征地补偿款的8%交养老保障,其余全部由政府兜底。九华园失地农民每人只须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障费5000-8000元。湘西经济开发区,每个失地农民缴纳个人部分的40%,实际每人只需缴纳养老生活保障金6000余元,其余全部由政府兜底。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做法,提高政府补贴比例。对于政府补贴资金来源可以采取不增加征地的货币补偿,而是提高失地农民养老保障补贴的办法来解决。二是建立失地农民低保全覆盖制度。将失地农民中老弱病残人员和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失地农民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对于在40岁、50岁以上,年龄相对较大、没有技术、文化程度低,找不到工作的生活比较困难失地农民,应纳入低保范围。湘潭市目前对40、50岁以上不到领取养老金年龄段的失地农民,实行低保全覆盖。衡阳市也可根据实际,制定合理的失地农民专项低保政策,实现对这部分失地农民低保全覆盖。三是建立失地农民失业保险全覆盖制度。在新形势下失地农民成为失业人群中一种新的主体,与下岗工人一样理应纳入《失业保险条例》保障范围内,要建立失地农民失业登记制度,由征地单位为在劳动年龄段且符合其他规定条件的失地农民办理失业保险,由社保机构发放失业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可由个人和征地单位按一定的比率共同缴纳负担,个人缴费部分,直接采取在他应得的征地补偿收入中预先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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